荧屏上那个英勇的年轻将领常被唤作“李成”，一个更顺口、更易通过审查的名字。然而，当史册翻开，“陈玉成”三个字赫然在目，广西藤县人，太平天国英王。其行军带兵的凌厉与章法融为一炉，戏里改了姓名，观众看了一出热闹，那个真实存在过的英雄，却在记忆中渐渐模糊。
1862年6月4日，河南延津，刑场肃杀。身着囚服的他，昂首望向高台。胜保按剑而坐，慢条斯理地抛出封王劝降的陈词滥调。他只冷冷回了一句：“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台下人声嘈杂，刀光一闪，太平天国的一根擎天巨柱就此轰然倒塌。延津的风掠过残破的旌旗，沙石抽打在木桩上，发出干涩的声响。
故事倒回至藤县的贫寒之家。1837年秋，一个婴孩在叔父陈承瑢的臂弯中降生。父母早亡，饭桌旁的亲人日渐稀少。14岁那年，他随叔父投身金田起义，被编入童子军。在战阵边观望两次后，他便握紧短刀冲了上去。两颊之下各有一颗黑痣，清军盯着他的脸，起了个“四眼狗”的绰号，嘴上轻蔑，心里却刻下了深深的畏惧。
1854年，武昌城头夜色如墨。太平军深陷重围，营中火把摇曳。他挺身而出，自请领兵。他挑选数十名精锐，手脚并用地攀上城墙，将“太平”大旗插上城楼。他的声音刺破夜空，一遍遍向城下呼喊“降者免死”。天光乍现，城门洞开。洪秀全在天京闻报，赞叹道：“真是我家的好孩儿。”晨光中，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江北防线危如累卵。20岁的陈玉成接过前军主将的重任，横穿皖北苏北，所到之处，城头旗帜纷纷易主。奏折送抵北京，曾国藩在纸上沉重地写道：“内乱之后，只此人往来江北，官兵屡屡受挫。”墨迹在折角晕开一小片阴云。
1858年三河一役，湘军悍将李续宾围城甚急。陈玉成连夜勒马，率前锋火把熄灭，悄然穿过山坳。他派小股部队袭扰敌营，自己则率主力绕到其后，掐断粮道。待敌军困乏，合围之势顿起。火光映红河面，他白马驰骋阵前，长枪挑落数名敌将，喊杀声压过夜色：“杀尽清妖，振兴天国！”湘军阵脚大乱，李续宾自尽收场，六千精锐尽数折于三河。曾国藩在家书中写满了一页叹息。
战功赫赫，22岁便受封英王。王爵印信在诏书上熠熠生辉，军中号令足以凝聚人心。连对手胡林翼也不得不上奏承认：“贼中精锐，只四眼狗一支耳。”这番评价，远胜于彩绸上的任何夸赞。
他的军纪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欺男霸女”的木牌立在营门口。皖北百姓见太平军进村，主动送上米粮。老人提着竹篮走近，他会翻身下马，上前问候。路遇受伤乡人，便让军医为其诊治包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样的细节如清泉般珍贵，村口槐树下，一天能传出好几桩这样的美谈。
1860年，他与李秀成会师，二破江南大营。两人将地图铺在桌上，定下声东击西之计，先引兵佯攻杭州，再回师猛捣江南大营。不出十日，营垒崩塌过半。清廷的奏本在案上堆积如山，印泥未干，新的战报又压了上来。
戎马倥偬间，家书亦未曾断绝。他与蒋桂娘成婚后，笔下多是家常，问米面油盐，叮嘱长辈保重，写到孩子读书。几封信言简意赅，不谈胜负，愿望不过是天下安稳，家人能围坐一处吃饭。纸上，还留着指尖按压过的印痕。
转折点在1861年的安庆。这天京的西大门被清军重兵围困。他从外线回援，苦战数轮，城池终究失守。部队撤往庐州，城中粮草告罄，锅里煮的是草根树皮。部下劝他南下与李秀成合兵，他却缓缓摇头：“庐州是皖北的门面，我若退，皖北百姓如何过活？”他一面组织民夫加固城墙，一面派人联络捻军张乐行。援军未至，城中却先出了叛徒。
1862年5月，苗沛霖在寿州城头笑脸相迎。他一踏入城门，伏兵四起，绳索捆身。劝降的污言秽语不绝于耳，他当面痛斥：“反复无常的小人，也配与我说话？”押解途中，乡民夹道相送，哭声起伏。他回身只说一句：“天国的事还没完。”目光掠过人群，望向远方。
到了胜保营中，酒宴已备。侍女上前为他解绑，他一脚踢翻酒桌，将胜保历年的败绩一条条数落出来。帐内空气凝固，胜保忍着怒气不敢妄动。夜里，他被押解北上，马蹄踏在土路上，车辘碾过浅坑，溅起泥点。
行至河南延津，一道密令追上，“就地正法”四字如催命符。刑前，他写下一封信，回望从武昌到三河，从江北到庐州的战场，末尾落笔：“天国未竟，死不瞑目。”字迹因捆缚而微颤，笔画间却依旧锋芒毕露。
他死后，皖北防线一处处崩塌，天京失去屏障。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陈玉成死，皖省无贼，金陵指日可破矣。”纸页翻过，三年后，天京城破，这场运动的尾声在硝烟中被载入史书。
短短七年征战，大小战役百余场，胜负记录在清军档案里。“自汉唐以来未有如此贼之悍者”的评语被夹在卷宗中。即便与霍去病这样的少年名将相较，也毫不逊色。数字背后，是调度与胆识的交织，是每一次路线抉择的智慧。
荧幕将他写成“李成”，是创作上的稳妥处理。观众看到的是勇悍与牺牲的剪影，而真实的陈玉成，将名字与足迹烙印在更坚实的土地上。他严守军纪，面对诱降不改其志，遇见百姓伸手相助，字里行间，是风骨中的刚直。
1958年，安徽肥西为他立碑，碑面刻着“英王陈玉成”，字迹方正。碑下，行人驻足凝望。延津刑场遗址旁的标识木桩在风中矗立，每年都有人前来，将鲜花放在土上。孩子在旁读着碑文，读到名字时，会抬头望一望天空。
他的轨迹如一道光划过夜空，虽短暂，却足够明亮。25岁，在今天还是许多人初入职场的年纪，他当年扛起的，却是一面旗帜和一线希望。戏里改名可以理解，但记下真名更为重要。名字背后，连接的是一段坚实走过的历史。
读他那句“大丈夫死则死耳”，内心不必激荡，只需明白一种态度：做事有底线，做人有准则。年龄不为人遮短，亦不为人加戏，靠的是在局势中下定决断的双手。时光流逝近两百年，纸页泛黄，但文字的力量依然存在。 这些年来，治史者挖掘得越来越细，陈玉成的材料一件件被重新呈现。改名的迷雾散去，那个曾被称作“贼”的年轻将领，回到了英雄的位置。名字被正着念，事迹被端着讲。课堂上、纪念碑前、书页里配资网站排名第一，脚步一圈圈围拢过来。人群散去，风将落叶扫到碑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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