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003年《党史博览》刊发正规配资平台app
原题：王秉璋将军导弹事迹记
作者：魏碧海
1999年6月1日，怀着探访历史、探寻真相的渴望，我轻扣了当时已85岁高龄的王秉璋将军府邸的门铃。自那以后，笔者对王老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深入系列访谈。在这场漫长的采访过程中，老将军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一边勇敢地与病魔抗争，一边坐在轮椅上深情地回顾着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在宁都暴动之际，王秉璋率领众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奋勇冲上楼去。
王秉璋，生于1914年，河南省安阳县人士。1929年秋季，这位年仅十五岁的青年便考入了冯玉祥所创办的西北军无线电学校。翌年四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战败隐退，其残部随后被蒋介石吸纳改编。无线电学校亦随之转变为第二十六路军通信营，继而又被改编为学兵连。1931年初，蒋介石将二十六路军调往江西，执行对红军的“围剿”任务。“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抗日救亡的热潮。二十六路军官兵纷纷请缨北上抗日，然而他们的请求却遭到了蒋介石的压制。在与红军的交战中，他们更是遭遇了惨重的失败，军心因此动摇，这也为后来的宁都暴动埋下了伏笔。同年十月，时任学兵连副班长的王秉璋，被调至第七十四旅旅部，担任旅长季振同的传令兵。第七十四旅驻守于宁都县城，负责城防任务。季振同是冯玉祥的亲信将领，在西北军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和影响力。
“红军来袭！”宴会现场顿时陷入混乱。王秉璋等人趁机护送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及七十四旅的两名团长逃离现场。严图阁，七十四旅一团三营营长，率兵及时赶到，将剩余军官悉数捆绑。季振同、赵博生和董振堂随即指挥部队起义。此即为闻名遐迩的宁都暴动，二十六路军共计1.7万人投奔红军。起义部队被改编为红五军团，季振同担任军团长，董振堂担任副军团长，赵博生担任参谋长。王秉璋亦被晋升为军团部传令兵班班长。
1932年二月，季振同卸任，前往福建长汀静养，期间由董振堂临时代理军团长一职。王秉璋在起义中的卓越表现赢得了董振堂的青睐，董振堂随即提拔他担任军团部通信队队长。
王秉璋在红军的战斗序列中迅速崛起，历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司令部参谋、补充团团长、教导营副营长，以及红一军团司令部军事教育科代科长和作战科科长之职。他伴随中央红军，共同踏上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之旅。
山洪肆虐，阻断了前行的道路，徐海东与王秉璋未能赶上平型关战役的激战。然而，众人却误以为王秉璋亦身临其境，参与了那场著名的战役。
1937年，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红军主力进行了改编，成立了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一一五师的领导层包括：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以及政训处主任罗荣桓。该师的司令部是在红一军团司令部的基础上设立的，王秉璋因此被任命为一一五师作战科的科长。
三原誓师的翌日，一一五师即刻启程，奔赴抗日最前线。鉴于林彪、聂荣臻因出席洛川会议而未能随军，部队便由陈光与罗荣桓指挥，从禹门渡口渡过黄河，抵达韩城县芝川镇。王秉璋以“八路军运输司令”的身份，前往侯马车站与阎锡山的代表进行交涉，商讨铁路运输的相关事宜。彼时，日军猖獗进攻，阎锡山深感局势紧迫，迫切期望八路军能够迅速投入前线战斗。因此，交涉过程颇为顺畅。全师一万余名官兵从侯马车站登上列车，沿着同蒲铁路北上，最终抵达原平下车。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与王秉璋一同乘坐最后一列火车。他们在五台县下车后，暂宿一晚。翌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倾盆而下，山洪爆发，道路被阻断。由于徐海东与王秉璋均不知晓即将发生的平型关战役计划，二人遂决定再留宿一晚。结果，他们不幸错过了9月25日那场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
王秉璋于九月二十六日抵达平型关，并未参与九月二十五日的激战。然而，众人却误以为他参与了那场战斗，这一误解源于一些描绘平型关战役的历史照片，其中不乏他的身影。这些照片，作为记录平型关大捷的宝贵史料，早已广为人知。以往的宣传资料中，曾宣称这些照片系战时现场的真实拍摄。但在整理王老的回忆录过程中，王老多次强调要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真实地呈现那段历史。
“如今我们正致力于统一战线工作，情形已与昔日大不相同。宣传我军胜利，实乃美事一桩！”鉴于王秉璋曾与国民党方面交涉车运，拥有与之打交道的经验，林彪与聂荣臻遂决定派遣他接待那些记者。
王秉璋在向参谋长周昆及数位参谋详询了9月25日的战况后，随即转而迎接《扫荡报》的记者团。他带领记者们前往战场，欲让他们捕捉那场激战的瞬间，然而，由于战事已告一段落，记者们对拍摄现场的兴趣显得并不浓厚。他们转而请求林、聂等人前往当时的师指挥所旧址，以重现战时的场景，仿佛是在拍摄一部电影。林、聂等人遂依记者之请抵达现场。司令部内众多干部年富力强，对拍摄电影这一新鲜事物感到好奇，纷纷聚集围观。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记者们亦拍摄了大量照片。
在那个时代，摄影机颇为罕见，王秉璋便把握住这一难得的机遇，拍摄了几帧影像。彼时，他自然未曾料及这些影像日后所承载的历史分量。返抵师部后，他恳请记者将底片冲洗成照片，记者立刻便为他制作了一套。这套照片大约有二十余张，记者离去后，王秉璋便将这些照片分发给相关人士。然而，所拍摄的影片却始终未能公之于众，或许是因为国民党当局禁止对八路军进行公开宣传。在战争岁月里，这套照片的大部分已遗失，仅存几幅。新中国成立后，相关部门征集史料时，这几幅照片便作为那段时期战斗的真实记录被公开发表，恰巧这些照片中都有王秉璋的身影。
“这是份重要文件，你立刻返回作战科交给王科长。”警卫员将信封转交给王秉璋，王秉璋拆开一看，却发现里面并非文件，而是3万元现金。周昆携剩下的3万元神秘失踪。周昆是秋收起义后首批登上井冈山的老革命家，曾担任红八军团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要职。他为何突然逃离？这始终是个未解之谜。若说他贪财，仅带走了一半经费，并未彻底败坏；若说他变质，他又未叛变。解放后，组织对周昆进行了调查，当时他在湖南平江的家中，调查结果显示他未曾参与任何反革命组织，亦无反革命行为。
周昆逃逸之后，一一五师参谋长一职便长期悬空。至1938年3月8日，八路军总部正式任命王秉璋担任参谋处长一职，自此，司令部的工作便交由他全权负责，他实际上已经行使了参谋长的职责。
1938年3月2日拂晓时分，一一五师途经隰县北部之千家庄时，林彪率队前行，晋军哨兵误将他们当作日军骑兵，不慎开火，致使林彪受伤，从坐骑上跌落。王秉璋立即下马，将林彪扶起。林彪伤势颇重，经过紧急救治后，当天便被紧急送往延安。
林彪受伤的当天，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致电罗荣桓：“林之职务由你暂代。”但是，在军委电报发出之前，十八集团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的电报已经发出了，朱、彭任命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为代师长。
1939年3月1日，一一五师师部率领六八六团踏入山东。中共中央北方局随即下令组建鲁西军政委员会，由陈光、罗荣桓、王秉璋、黄励、张霖之、赵博、朱则民等七位同志担任成员。当日军听闻“平型关的八路军老将”到来，便发起了九路围攻。一一五师师部及六八六团等部队在陆房地区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王秉璋同志协助陈光同志指挥部队，与敌展开激战，最终成功突破重围。战斗胜利后，王秉璋和政治部副主任黄励同志率领师直属部队大部分人员，组成了“东进支队”，奔赴鲁南地区。当年冬季，王秉璋同志率领特务营两个连队，前往郯城县码头镇，支援当地遭受国民党顽固派攻击的地方独立营。他们夜间穿越覆盖薄冰的沂河，悄无声息地潜入镇子，将一个顽军营团全部俘虏。随后，又在镇外伏击了前来增援的顽军。这两次战斗共歼灭顽军600余人，而我方仅伤亡3人。
1940年秋季，一一五师于桃峪举办了高级干部会议，此次会议由罗荣桓同志亲自主持。在会上，肖华、杨勇、王秉璋三位同志分别就冀鲁边、鲁西及鲁南地区的工作进行了详尽的汇报。会议结束后，王秉璋同志被任命为鲁西军区司令员，并兼任教三旅（即三四三旅）的副旅长。
王秉璋运用交通壕近迫作业的攻坚战术，以不足百人的伤亡代价，成功歼灭敌人近万人。
“七团勇猛出击，八团观摩学习，九团则围绕其转。”此言之意，教三旅下辖的三个团中，唯有七团具备实战能力。
在王秉璋的精心组织与指挥下，教三旅成功实施了射击、投弹、刺杀以及土工作业等“四项训练”，使得部队的整体战斗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四月之际，杨勇前往延安深造，王秉璋临时代理旅长一职。
在三旅活动区域内，遍布着众多防御严密的敌军据点，日军此等策略与昔日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施的“堡垒战术”可谓异曲同工。在红军时期，王秉璋便对如何凭借现有装备破解敌军的“堡垒战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此刻，他已摸索出了一套应对敌人的策略，尽管尚未在实战中得到验证，那就是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起初，这套战术并未得到部分团、营级干部的认同，然而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他们不得不心悦诚服：凡运用此战术者，均能以微小的伤亡代价攻克敌据点；而未采纳此战术的，要么损失惨重，要么未能成功攻克敌据点。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王秉璋调任教四旅旅长兼湖西军分区司令员。此时的湖西根据地在日、伪、顽三股势力的压迫下处境极为艰难，教四旅牺牲了１名团长，有８名营以上干部开了“小差”。敌人在根据地内“三里一碉堡，十里两方城”，大修据点，并驱使群众挖纵横交错的“井”字形封锁沟。王秉璋一到湖西，即将他的那套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发挥到了极致。最典型的战例是１９４３年７月的“反碉堡战役”，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教四旅仅用一个晚上加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夺取了日伪据点１３０多个，以伤亡１００多人的轻微代价，取得歼敌近万人的战果。在湖西的一系列战斗中，交通壕近迫攻坚战术在实战中日臻完善，获得了巨大战果，彻底扭转了湖西的被动局势。１９５１年２月，毛泽东到空军视察时，曾当面表扬王秉璋：“你在鲁西南那段搞得不错嘛！”原国防大学校长朱敦法上将在审阅《中共党史人物传·王秉璋》时曾批注：王秉璋“给广大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留下的印象很深，认为他是英勇善战、多谋善断的军事指挥员。他既能打硬仗，也能打巧仗，并且善于总结作战经验，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军政干部。在他离开湖西的时候，各项工作可以说都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此战术在近迫作业及其与火力的协同配合上，令敌军几无空隙可乘。”
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在抗战末期及解放战争时期逐渐普及，并在三大战役中展现出惊人的威力。例如，在辽沈战役中，我军攻克了义县和锦州的要塞；在淮海战役中，成功围歼了黄百韬、黄维的兵团以及杜聿明指挥的集团军；而在平津战役中，天津的胜利同样离不开这一战术的显著贡献。
左一林彪，左二王秉璋，左三聂荣臻。
首位任命的三位空军将领之一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一职，肖华则被任命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则被委以空军参谋长的重任。这三位将领成为了首批获此殊荣的人民空军将领。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王秉璋负责空军的作战和训练。空军参战后，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安东前线去了解作战情况，解决具体问题，传达军委、总部和空军的命令，帮助志愿军空军制定作战计划。有时候，他在安东一呆就是一二十天，甚至时间更长些。情况紧急的时候，他一个晚上就在安东与北京之间飞两个来回。特别是在刘亚楼因病休养期间，王秉璋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他直接受领军委的指示和命令，并主持制定空军的作战计划。笔者在档案中看到不少作战计划是以王秉璋个人的名义上报总参和毛泽东的。例如１９５２年７月的中、苏、朝三国空军联合作战计划，上有粟裕副总长的笔迹：“此计划已经主席同意，望按此执行。此致空军王参谋长。”
空军参战之前，刘亚楼曾希望达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效果，也就是在充分的准备之后，突然大规模投入作战，取得较大战果。后来，毛泽东说：“一鸣则已，不必惊人。”这反映了中央和毛泽东对空军谨慎使用的态度。
在我国空军运用策略的讨论中，中苏两国存有差异，苏联方面对我国的立场显得难以理解。当时，斯大林的代表、扎哈罗夫大将曾与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发生两次激烈争执，一次在六国饭店，另一次则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私宅。在这两次争执中，王秉璋均身处现场。扎哈罗夫大将说道：“你们过于谨慎了。战争难免会有牺牲，即便只是损失几架飞机和飞行员，这也如同天上的麻雀偶尔会不幸坠落一般，是难以避免的。”周恩来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做出更大的民族牺牲，如果是陆军牺牲50万，甚至100万，我们都可以承受，但是空军不行！空军是刚刚出土的嫩芽，把它掐掉了就没法成长了。我们的原则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发展，目的是越战越强；如果越战越弱，最终元气大伤，甚至动摇了赖以发展的根本，那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期间，中、苏双方为中国空军战前准备和参战等问题进行过反复磋商，毛泽东发给斯大林的不少电报就是由王秉璋起草的。
在战争的风云变幻中，王秉璋屡次奔赴安东，尤其是在战局陷入逆境之际。1952年初，敌我双方在空战中的飞机损失比例，从原本的3比1降至几乎1比1。为了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王秉璋在短短一个夜晚内，往返于安东与北京之间，往返两次。他受空军党委的委派，前往安东调查空战失利的原因。原定任务是解决战术问题，却意外发现了诸多其他问题，诸如作风纪律等方面的问题。在安东，王秉璋停留了整整30天，他不仅协助空联司研究和制定战术，还致力于整顿部队的作风纪律。经过这次整顿和战术革新，空战局势迅速得到扭转。然而，战局仍有起伏，抗美援朝战争的道路充满艰难与曲折。
１９５２年正是美国大选年，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影响了板门店的谈判，美方在战俘问题上进行刁难，使谈判陷入僵局。在这种形势下，志愿军总部决定发起战役规模的战术反击战，以打促谈。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所有歼击机部队加打一番。当时，刘亚楼在杭州养病，加打一番的作战计划是在王秉璋的主持下制定的。笔者在档案中看到了加打一番的作战计划，以及王秉璋给刘亚楼的亲笔信和刘亚楼的回信。这个计划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后，王秉璋就去安东了。
６月中旬，中央军委获悉杜鲁门批准了轰炸鸭绿江水力发电系统等重要战略目标的计划后，派王秉璋去安东传达保护中、朝境内重要战略目标的指示，并与苏方及空联司共同制定新的作战计划。王秉璋于７月７日离京，８日抵达安东，向空联司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７月９日开会商讨作战计划。出席会议的有刘震、聂凤智、曹里怀和王琏等空联司首长，以及顾问长格拉索夫斯基，苏方出席会议的有羅波夫军长，共拟定了１２个作战方案。这个计划以王秉璋个人的名义上报总参并转呈毛泽东。７月２８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计划。在执行新计划的８月至１２月，空战中敌我被击落飞机的比例为３∶１，这是战争期间空战形势最好的时期。
１９５２年冬，板门店谈判陷入僵局，地面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１２月初赴朝鲜视察，他得出的结论是：“不能永远停留在一条固定不变的战线上，继续承受看不到任何结果的伤亡。”回国后，艾森豪威尔与军方人士商讨打破战场僵局的方法。于是，一个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两栖登陆的计划出笼了。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将反登陆作战准备作为首要任务。１９５３年１月３日，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下达了《防敌侧后登陆对空军作战的要求和指示》，空军党委常委会决定由王秉璋主持草拟反登陆作战计划。当月５日，王秉璋去安东，与志司王政柱副参谋长和空联司首长制定具体作战计划，这份计划由王秉璋亲笔起草。回京后，刘亚楼等审阅同意，随后就以王秉璋个人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２月５日，黄克诚向毛泽东上报。２月８日，毛泽东批示：“照办。”
1953年2月6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王秉璋担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一职，此举无疑是对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期间以及军委领导层对其在战时显著贡献的高度认可与赞誉。
1953年3月6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斯大林的追悼仪式，王秉璋亦随行。斯大林之故去，使得苏联高层陷入了一段动荡期。周恩来遂临时决定，让王秉璋留驻苏联，与苏方就空军装备的采购事宜展开谈判。王秉璋随即致信刘亚楼，详述了相关事宜，并恳请派人提供必要的日常用品及书籍。刘亚楼复信回应：“若谈判进展至需上报上级、等待指示的阶段，望你能够主动提议提前回国。往昔的经验，你自是知晓，回国后通过电报沟通往往更为便捷，而尤为重要的是，家中无你，诸多事务难以应对。”从中可见刘亚楼对王秉璋的信任与重托。此次谈判进展顺利，双方最终达成了采购673架各类飞机及其他空军装备的协议。
“零缺陷出厂，零缺陷升空。”王秉璋对中国导弹事业贡献卓著。
“组织上打算调你去负责导弹项目的工作。”王秉璋闻言顿时显得焦急，回应道：“我恐怕难以胜任这样的重任。”刘亚楼则安慰道：“这我无法阻止，这是中央的决定，你若有所疑虑，不妨直接向中央反映。”
王秉璋向周恩来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称自己对于导弹知之甚少。周恩来回应道：“既然你觉得自己水平有限，那能否告诉我，我们这些老同志中，谁在导弹方面更有造诣？你能否举荐一位？”王秉璋犹豫后表示无法推荐。周恩来坚定地说：“既然你无法推荐，那这任务就交给你去完成。”
3月8日，周恩来同志正式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院长一职，同时，空军第一副司令员王秉璋同志被任命为该研究院的副院长。
4月14日，刘亚楼向五院领导班子宣布：“在军委广州会议的前后经过深思熟虑，五院领导层的职责分配已经确定。聂总亦在本月的4日对党委部分成员进行了具体指导。我的主要精力仍将集中于空军事务，而王秉璋同志则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五院的工作中。在我暂时不在岗位期间，将由他全面负责。”27日，五院党委向总政治部和国防科技委员会提交了备案报告：“五院党委全体成员一致同意：任命刘亚楼同志担任第一书记，王秉璋、刘有光、王诤三位同志担任书记。刘亚楼同志若不在院，则由王秉璋同志代行第一书记职责，全面负责各项工作。”
1960年四月，王秉璋肩负重任，踏入五院，自此执掌中国导弹研发的大局。在那个充满挑战与激情的创业时代，他与政委刘有光，以及副院长钱学森、王诤、刘秉彦等同仁紧密协作，共同领导了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特殊战役。面对苏联专家全面撤离并带走技术资料的巨大压力，他们砥砺前行，历经三年自然灾害及国家经济最艰难的岁月，最终取得了震惊全球的一系列重大成就。
1960年11月5日，我国成功发射了“东风一号”导弹，这是一种仿制自苏联P-2导弹的近程地地导弹。此后，我国的导弹工业逐步从仿制阶段过渡到了自主研发。1961年秋季，王秉璋在陕西临潼负责起草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暂行条例》，这成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首部法规，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正式迈向正规化和科学化的发展道路。
1962年6月10日，刘亚楼卸任五院院长一职，周恩来总理随即任命王秉璋接任此要职。在王秉璋主持导弹研发工作的期间，他果断地对科研生产体制进行了深刻改革。钱学森曾评价道：“将大规模作战的经验，巧妙地融入科技领域，从而有效地动员了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这种改革在激发各方面积极性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的顺利升空，标志着我国“两弹一星”工程在导弹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然而，在这枚振奋民族精神的导弹出厂前，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当导弹组装完成时，工作人员意外地发现少了一颗螺丝钉。王秉璋亲自赶到现场，坚决要求必须找回那颗螺丝钉。现场搜寻无果，有人猜测可能是螺丝钉掉入了弹体内部。王秉璋果断决定拆解导弹进行查找。技术人员认为，如此庞大的导弹，少一颗螺丝钉对发射并无大碍，若重新分解和组装，至少需要数月时间，这将导致军委批准的发射计划推迟数月。尽管众说纷纭，王秉璋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组装厂加班加点，仅用25天便拆解了导弹。尽管最终并未找到那颗螺丝钉，却意外地在弹体中发现了压垫板、铁丝、松香等杂物。王秉璋以此为鉴，对工厂进行了全面整顿，并建立了十余项管理制度。当导弹运抵发射基地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他坚持泄掉已加注的燃料进行检查，因此发射时间再次推迟了数日。正是他这种“不带问题出厂，不带问题上天”的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确保了导弹的成功发射。
“国防科委新的党委书记……执行任务去了，他就是王秉璋同志。”实际上，王秉璋同志自当年10月起便已开始全面主持国防科研战线的工作。上任之初，他便前往西北，成功组织并指挥了第十次核试验。1970年1月，我国成功发射了“东风四号”。同年4月，以“东风四号”为基础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开启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新篇章。1971年9月，我国成功进行了“东风五号”低弹道飞行实验。
在王秉璋的领导下，我国导弹研制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从“东风一号”这一短程导弹的问世，到“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接连成功发射，这一系列成就见证了我国在该领域的飞速发展。同时，我们还成功研发了多种型号的地空导弹和海军巡航导弹。
正当王秉璋沉浸在“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成功发射的喜悦氛围中，一场意外的政治风云骤然降临，彻底改写了他的命运轨迹。林彪在温都尔汗遭遇失败，不幸丧命。那“九一三”的夜晚，王秉璋正身处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由周恩来主持的会议。林彪事件发生后，党中央迅速作出决定，要在组织上彻底肃清林彪的残余势力。
王秉璋，担任红一军团与八路军一一五师作战科科长的要职，素来深得林彪的信赖与重用。1945年9月，林彪在冀鲁豫军区紧急接到中央发出的“十万火急”电报，指示他转赴东北。彼时，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王秉璋正率部在苏北支援新四军作战。林彪有意带王秉璋一同前往东北，遂请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发电报催促王秉璋火速返回。然而，王秉璋途中遭遇连日大雨，行程因此受阻。林彪在极度紧迫的情况下，耐心等待了三天，最终无奈选择独自北上。由此，王秉璋与四野战将的机遇失之交臂。王秉璋与林彪之间那种独特的上下级关系，自然难以规避审查的考验。
王秉璋、林立果、林彪、黄永胜。
处理王秉璋的问题，周恩来表现出了极大的审慎。他亲自出席了国防科委召开的连续三次党委会。在第三次会议中，周恩来选择坐在屏风之后旁听。会上，王秉璋详尽阐述了他与林彪之间的关联。经过深思熟虑，中央做出了决定，王秉璋遭到停职并接受审查。他在被收押与关押长达十载之后，于1981年重获自由。然而，时至今日，关于他的案件仍未得出任何结论。“王秉璋同志在巩固和拓展湖西抗日根据地、发展人民空军的过程中，以及在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初创与进步阶段，均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这部长达三万字的传记在叙述至“九一三”事件时突然中断，后续内容就此戛然而止。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两弹一星”项目被列为最高级别的机密，其内部情况自然鲜为人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有关“两弹一星”的宣传逐渐增多，鉴于王秉璋的身份尤为敏感，知晓其事者多选择保持沉默，因此王秉璋在导弹研制领域的领导历程鲜有公众所悉。频繁出现将名望混淆的错误。例证之一便是在2002年末，为纪念罗荣桓元帅百年诞辰而举办的活动上，王秉璋的名字意外地出现在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罗荣桓元帅》中，名列六位顾问之列。这位深藏不露的将领，在沉默了三十余年后正规配资平台app，终于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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