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见第五届青年科学家大会代表时，突然转向一位年轻科研人员发问：“你有孩子吗？”对方回答“还没有，但有计划”，普京随即回应：“那这个事情也该抓紧了。”这句看似家常的叮嘱，迅速登上全球新闻头条。这不是他第一次谈生育，却是最耐人寻味的一次——在一个本该聚焦科技创新的场合，国家领导人却把话题引向了婴儿床。
这番对话背后，是俄罗斯持续数十年的人口困境。自苏联解体以来，该国死亡人数长期超过出生人数。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降至122.2万，为1999年以来最低；死亡人数达182万，自然减少近60万。更严峻的是，总和生育率（每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多年徘徊在1.3至1.5之间，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的2.1。普京所催促的，不只是一个科学家的家庭计划，而是一个国家能否延续的生存命题。
俄罗斯并非没有行动。自2000年起，政府推出一系列全球最密集的生育激励政策。2007年启动的“母亲资本”计划，为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提供高额现金补贴，2025年已扩展至首胎，总额接近90万元人民币。地方政府还叠加额外奖励，如部分州为新生儿提供百万卢布补助。2022年，政府恢复“英雄母亲”称号，授予生育10孩以上的女性，并奖励百万卢布。2024年，立法禁止宣传“无子女”生活方式，违者罚款高达40万卢布。
然而，政策投入巨大，效果却逐渐衰减。2007年至2015年，“母亲资本”曾推动生育率从1.2升至1.78，接近替代水平。但此后再度下滑，近年来不升反降。2024年出生人口创下25年新低，2025年第一季度同比再降4%。专家指出，一次性补贴能刺激部分家庭生二孩、三孩，却难以改变年轻人“连第一胎都不想生”的现实。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平均成本高达53.8万元人民币，远超补贴额度。高房价、就业不稳定、性别失衡（女性比男性多1100万）等结构性问题，让激励政策显得杯水车薪。
放眼全球，俄罗斯的困境并非孤例。法国、瑞典、日本、韩国等国也长期面临低生育率挑战，但政策成效迥异。法国生育率维持在1.6以上，瑞典在1.4至1.6之间波动，而日本已降至1.26，韩国更是跌至0.75，为全球最低。为何同样“砸钱”，结果天差地别？关键在于政策逻辑不同。法国和瑞典不仅发钱，更构建了“经济支持+普惠托育+性别平等”的三位一体体系。瑞典强制父亲休“父亲月”育儿假，不休作废；法国托育服务覆盖率高，双职工家庭无后顾之忧。这些政策让育儿不再是女性的“职业死刑”，而是家庭共同承担的社会责任。
相比之下，日本和韩国的政策更依赖单一经济激励，却忽视深层社会结构。日本托育资源长期短缺，男性育儿假使用率不足15%；韩国虽提供全球最高育儿津贴，但“地狱式”教育竞争、职场性别歧视、首尔资源垄断等问题未解，年轻人仍视生育为“人生硬核模式”。研究显示，当生育率跌破1.5，便进入“低生育率陷阱”——代际更替不足导致老龄化加剧，进而加重年轻一代负担，进一步抑制生育意愿，形成恶性循环。
对普通民众而言，生育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对未来的信心投票。当青年科学家被总统催促生孩子时，他们真正需要的或许不是一句叮嘱，而是一个让他们敢生、能养、不焦虑的社会环境。这包括可负担的住房、公平的教育、稳定的就业，以及丈夫能真正分担育儿责任的制度保障。否则，再多的补贴和荣誉，都只是对结构性困境的温柔掩盖。
未来几年，俄罗斯计划将生育激励投入增至18万亿卢布最安全的线上配资平台，并延长“母亲资本”至2026年后。但若无法解决高死亡率（尤其是男性非正常死亡）、性别失衡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根本问题，人口下滑趋势恐难逆转。联合国预测，到2100年，俄罗斯人口可能萎缩至不足1亿。这场始于实验室的对话，最终指向的不是某个科学家的家庭计划，而是一个国家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定义家庭、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生育，从来不只是“生不生”的问题，而是“值不值得生”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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